黑才夫妇的归来

——绿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范例

徐永义

　　洒马土舍区为今绿春县辖的大水沟乡的大部和牛孔乡的部份村寨。其版图形状似从西向东睡着的一个葫芦。东小西大，由东起作播河西岸的坝啊、龙丁；西至松皮河的松皮、二甫梁子；北起牛窝后山的钻天坡、大风丫口；南至大阿巴河与坝洒河岔口的安尼梁子脚。整个区域约 250 平方公里。 1952 年 6 月第二次争取杨德高回来靠拢共产党时，管辖 15 个排，每个排二、三个自然村，全土舍区大小共 47 个自然村。包括不当门户的鳏、寡、孤、独这类五保户在内，约 800 余户 3500 多人。其中除蚌哈村有 25 户约 100 人的瑶族外，其余全系哈尼族支系的七的、白红、布孔、阿梭、哈尼等。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开发历史短，长期匪患，民族械斗战乱平凡，最大的村寨未发展到 50 户，小的村子只有 3 家 5 户，单家独户。水田少旱地多，主要靠依山临水坡地进行刀耕火种求生渡日 , 确系民不聊生之地。全境内无一所学校。这就是当年洒马土舍区的概貌。

　　1 ．第一次争取杨德高的工作。黑才——杨德高，生于１９０８年，哈尼族，洒马地区土官，１９５４年病逝，享年４６岁。杨绍仙是杨德高之妻。早在４７、４８年我党元江地下县委书记范嘉乐同志就在“咪里王”李和才家通过李和才的关系结识了杨德高 , 做过争取团结杨德高的统战工作。杨德高当时表示“只要李大队长认为好的事我都同意，都愿意干。” 1949 年 2 月，我地下党领导的云南人民自卫军二纵队七支队在方仲伯政委的领导下，由因远整编后途经垤玛、三村黑树林和下六村的牛孔四大寨、洒马等地进军江城时。杨德高就在洒马杀猪宰牛热诚欢迎我党领导的游击队路过洒马。 1949 年 8 月，我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部队为打通滇南江外边境走廊时，边纵九、十支队武装进入上、下六村，并派杨非、吴保邦等同志开辟元江西南区的工作，做了争取杨德高的工作后，也得到杨德高的欢迎和支持。 1950 年 2 月，红河县全境解放后，元江西南区划归红河县的骑马区、大兴镇管辖。此间骑马区政府认为杨德高还有部份枪支武器未交，就错误地抓了杨德高关押那卡村，并将其姑爹白文忠、管家、大队长白常福（现为绿春县政协副主席、州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等五人押送红河县政府关押。 1950 年 5 月，杨德高越狱逃跑后，骑马区政府又来信大兴镇请求驻大兴镇的蒙自军区独立团三营到平掌街骑马区政府抓捕杨德高，但两次去攻打洒马土舍杨德高衙门，均未抓到杨德高。三营奉命集中红河县剿匪后， 1950 年 6 月导致杨德高派人攻打了平掌街骑马区政府，逐使朋友变成了敌人。 1950 年 6 月，红河县机关奉命全县转移时，白文忠、白常福等五人也由我率队一起押送到蒙自专署关押。到达蒙自后专署决定放他们回去，继续去做争取杨德高的工作。此间思普区剿匪部队在一次攻打洒马杨德高时采取火攻烧毁了杨德高的衙门，加深了积怨。

　　2 ．第二次争取杨德高的工作，比第一次难度增大。因失去一次信任，又在战场上交过锋，你来我往积怨较深，杨德高的思想顾虑也更大。但在我强大的军事进剿打击下，彻底消灭了美蒋匪特妄图建立起来加以盘据的所谓“中越察边区根据地”在我国境内的土匪武装力量。就这个既得到人民群众拥护，一旦离开人民群众就失去依靠，而想到走头无路的杨德高，在我党民族政策的号召下，觉得我党争取团结他确实是真诚的。才决定去暗投明回来靠拢共产党和人民。但思想上总还是疑虑重重，彷徨踌躇。 1952 年的一天到龙洞“保管”白三家与剿匪部队首长见面时，当晚发现我军部队部增加了一些人后又产生疑虑，就连夜杀鸡看鸡头、打鸡卦，认为凶多吉少，就连夜跑掉了。跑掉后不久，杨德高思虑再三，又跑了回来，原因是 1952 年 6 月听到 1952 年 4 月红河县成立爱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选举的副县长郭文明也是 48 、 49 年直接与共产党作对打过仗。郭文明 1950 年 1 月还参与在瓦渣甲寅围攻我追歼国民党残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部队， 1950 年 2 月曾一度回来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但同年 5 月在国民党特务的煽动下又参与组织土匪暴动，派人参与攻打我驻瓦渣甲寅的蒙自军分区独立团团部和县城迤萨等。直到 1951 年 3 月我剿匪部队一举捣毁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起来盘据在瓦渣甲寅的“反共救国军滇南总指挥部第一军区第二支队司令部后，这位原瓦渣钱祯祥土司八寨绿树格村的里长、中队长郭文明才第一个醒悟去暗投明，率队携械回来投诚，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下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开展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和群众的工作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当上了人民政府的副县长。当了副县长以后这次又亲自率领县民族工作队到大兴镇、骑马区做疏通民族关系，争取团结民族上层，安抚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所以杨德高这次一回来就提出要求尽快见到郭文明。想与郭文明交谈探清共产党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政策的虚实。当时我们县民族工作队刚好基本结束在大兴镇的工作到达瓦那。接到骑马区办事处主任陈孔亮同志的来信，为满足杨德高的要求，避免他再受疑又跑掉。决定从瓦那尽快赶赴牛孔骑马区办事处。 6 月下旬的六村已进入雨季，大雨连绵不断，河水猛涨。四南江——土戛河水深流急，深约一点四、五米。工作队驮着几驮救济款、药品、毛烟等救济物资之类物品，既要保证不丢失，又要保证不损坏，到达河边派人拭过了河水，认为用马驼着过河不丢失也要损坏掉。只好由工作队里的高个子且有水性的人扛着驮子过河才能保证既不丢失又不损坏。工作队里高个子倒有好几个，但多数个子高大却没有水性或水性不好。此时此刻郭文明副县长自告奋勇，他不但个子高大而且又有一定水性。我们就当机立断由郭文明副县长扛着马驮子走中间，我们水性好一点的 5 、 6 个同志在左右两边扶着，一驮一驮地扛过河去，当天到达牛孔会见了杨德高。经过郭文明以自己亲身体验的现身说法方式和我们剖心直腹的交谈，杨德高的思想疑虑才打消了一大半。交谈后杨德高表示说：“共产党是为了我们各兄弟民族得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也是为了我本人。不然我的人抓到蒙自去了还会放回来！”想想这些，认为共产党要争取我是真心实意的。当时白文忠老人也在座，我便补充说：“对了，你姑爹白文忠老人就是我送到蒙自去又放回来的。我们下边工作中的毛病不等于共产党政策。共产党的政策是为了整个各民族的利益，只求远功而不图近利。这里讲各兄弟民族既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也包括各兄弟民族中的上层领袖人物，就像你杨德高乡长一样的人也在内。”经过几天的工作，杨德高的思想疑虑打消得更多了，精神也好多了。平时也愿意和工作队开起玩笑来了。他看见我们工作队里男女青年不少就说：“牛孔四大寨小姑娘小伙子有的是，好得很，你们不想玩吗？想玩就去玩嘛！。”我们回答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玩姑娘、伙子。”

　　杨德高这次回来，红河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要保留的政策批示，马上任命杨德高继续当任洒马乡公所乡长，其妻杨绍仙为助理，白常福任文书。定了工资级别，按月发给薪金。红河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印鉴和拨钱给盖了一幢茅草房为乡公所的办公用房，迅速恢复开展洒马乡公所的工作。 1952 年 8 月送杨德高到蒙自专署和省城昆明参观。专署任命杨德高为蒙自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4 年 1 月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在元阳成立，杨德高被选为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在牛孔骑马区办事处经过几天的工作，接待安抚了杨德高，又接待了骑马坝老普寨刚争取回来的彝族头人普增绿。普增绿人虽回来了，但貌似惊弓之鸟。在和他交谈间，我起身准备递烟筒请他吸烟，因我的手枪滑朝腰前，我用左手递烟筒给他，右手顺便把枪往后一推就吓得他发抖。当即郭文明赶快解释说：“共产党讲团结，绝不会口是心非，不用怕。”他才接着烟筒坐下来吸烟交谈，几天后我们下乡为群众治病发救济款的人都回来后，工作队就先到洒马后到骑马坝。我们进入洒马地区的第一天，有的女同志在钻天坡上走不动了，问路还有多远？杨德高的姑爹白文忠说：“不远了，只有拾多掰路了，再吃一锅草烟的功夫就到了。”事实上又走了两三个小时才爬到钻天坡的坡顶，往西南方向望去一片白茫茫的云海，洒马就在下面。这天杨德高为了表示诚意，在牛窝田房备了些鸡鸭、酒菜款待工作队。酒席间，因当时正值兵荒马乱，刚告终的五荒六月的洒马确实民生艰苦，剿匪部队和工作队吃的大米都是昆洛公路通达元江后，由呈贡县运到元江，再由元江驼到牛孔背到洒马的。他们只备得一称稻谷（ 60 市斤）的焖锅酒。我们工作队有 60 —— 70 人，杨德高自己有 20 多人，酒不够喝，其弟兄用哈尼话问杨德高酒不够怎么办？杨德高答复：“酒不够兑些冷开水给弟兄们喝。”郭文明听了着急得发火说：“你这个杨德高在洒马当个土司，还不如我在瓦渣八寨当个里长。我在八寨当里长上级机关的人来，不杀猪也要宰羊，酒要尽弟兄们喝饱！”此时我马上插咀说：“算了，杨德高乡长也才刚刚回来，连家都还没有，酒有多少喝多少，没有就不喝了”。这样才解了杨德高的围。当晚在 4 户人家的牛窝田房住宿，连牛厩都睡满了人。第二天到达杨德高的姑爹白文忠家。那里驻着思普区的剿匪部队，有 30 多户人家，食宿才宽松一些。

　　杨德高因眼目不好，行路中路好就骑马，路不好就由几个彪汉轮流背行。从牛孔到多沙的行走中，特别是在钻天坡上杨德高就是人背和骑马并行的。当时洒马群众中有的说：“杨德高不在，谷子不会饱。”我们只讲在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杨德高乡长也回来了。大家人民群众要相信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要听信美蒋匪特的谣言，要积极发展生产过好日子。发现有美蒋匪进来，要马上向驻军和政府工作同志汇报。在工作中，我们紧紧把握住严格区分团结对象和打击对象的界限。对群众的觉悟问题留待长期的宣传教育中解决。对杨德高尚有的枪支武器一律不动，留待“建政”、“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时逐步通过实行“枪换肩”转为基干民兵掌握。

　　从与杨德高的多次交谈中，杨德高也谈了些心里话和家常。杨德高说：“ 1950 年无缘无故的抓了我。我越狱跑后又几次去打我。我思想上认为共产党真是要要我的命了。要不把平掌街区政府打了撵出去，我就活不成了。就这样我派人打跑了平掌街区政府，结果后来想回来也不敢回来了。在山上过了两年多的野外生活，蹲森林、钻草柯、躲石洞，历尽了人间的惊涛骇浪。回来后思想上总是惊恐万状，胆战心惊。 1952 年 8 月送我到蒙自、昆明去参观时，心里总是担心着生怕共产党什么时候又会把我抓起来杀掉。直到由昆明返回途中下完石屏县牛街坝坡过江快到迤萨时，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再不提心吊胆，心才放宽，吃得下饭，睡得好觉。”杨德高还谈了他的子女和家谱情况，杨德高生有五个姑娘和一个儿子杨福安。 1952 年杨福安被美蒋匪裹胁出境去了，杨德高时常挂念，多次去争取杨福安未归。直到杨德高 1954 年 6 月去世时也未见到儿子杨福安的面。

　　3 、杨德高之妻杨绍仙可算是个哈尼族妇女中的能人。 1952 年 7 月，我们工作队随杨德高进入洒马地区住到多沙白文忠家后，杨绍仙派人来说：“她要回来了！”工作队当时决定由我亲自带着骑马区办事处的文书王选来和工作队的六、七个同志到阿波各夺田房去迎接她。我们到达阿波各夺田房后从中午时分一直等，先来了两个背步枪的，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了两个背小卡柄枪的，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杨绍仙和两个背手枪的才大摇大摆地走来。我迎上前说：“你们走的累了！”同志们把我介绍给杨绍仙，杨绍仙说：“徐科长，你们等的辛苦了！”我们有同志说：“鸡都杀好，饭也煮熟了，吃饱饭就一齐回多沙。”我忙说：“看杨绍仙先生的方便吧？今晚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在这里住”。后来边吃饭边交谈，交谈中杨绍仙说：“今天走的路不算远，主要是森林密茂，荆刺载途，草柯太深，走还是可以走”。这样吃过饭后就回到多沙。杨绍仙这次回来看光景貌似惊疑，到多沙后经过几天的交谈思想才渐渐安定下来。我们工作队在多沙照例除了做好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外，大多数同志下到农村去宣传政策，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看病治病，动员群众恢复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这算是在洒马完成了一项任务，初步疏通了民族关系，争取团结了民族上层，安抚团结了群众，稳定了社会秩序。但 1953 年 1 月春节前夕杨绍仙又领着几十人出国去了。红河县委书记杨保生同志又亲自率领红河县政府秘书郑斋等几十人去做争取工作均没有使其回来，直到 1954 年 6 月杨绍仙才回来，她这次回来时杨德高却病逝了。我和郭文明副县长赶到洒马，杨德高已装入了黑漆灵柩。两次争取杨绍仙回来，我们在多沙、洒马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形势政策，请杨绍仙讲话，杨绍仙给人的印象是：她总是挺着胸脯，站得笔直的身驱，两手卡着腰，两眼扫视着四周群众。讲起话来既有情礼，又有声有色。杨绍仙不仅能说会讲，而且还是个勇敢并善战很会打枪的哈尼族妇女。杨绍仙 1954 年 6 月第二次回来，党和政府继续承认她的职务照发薪金。 1955 年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前夕，安排调她到元阳自治区政协任驻会委员。 1957 年在蒙自建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又选任自治州政协驻会委员。 1958 年后任省政协驻会委员。她曾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对境外蒋军官兵多次讲过话，争取其亲生儿子杨福安回归团圆均未奏效，后来杨福安死于国外。 1969 年“文革”期间杨绍仙被从省政协带回绿春原籍批斗，勒令其劳动，后因生病无治而逝。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其进行了平反，补发了工资和安葬抚恤费，并将其身边扶养的一个无业孙女安排在州苹果园工作。

　　4 ．争取团结洒马土舍杨德高、杨绍仙夫妇。既稳定了洒马地区的上层头人和人民群众。又稳定了周围坝哈土舍和龙洞、列播、作播和骑马坝保的副保戈兰大田和当时墨江县坝溜等地的小乡管、保管地区的上层头人、山主及人民群众 〔 注：国民党时期对边疆的一些小土舍、土掌寨、山主等领地区域小于乡大于保者委予乡长或乡管，下不设保，洒马、坝哈属之。对小于保，大于甲者，委予保长或保管，下不设甲，龙洞、列播和戈兰大田（虽分属骑马坝保统辖的副保也类似此情）等属之 〕， 对早安抚各少数民族，组织人民恢复发展生产，安定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起到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