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解放初期武工队在三楞边防民族工作概况

王祖武

一

　　三楞区解放前原属墨江、江城两县分管的边缘地带。解放后除红河一部份之外，隶属墨江县坝溜区辖，简称“下坝溜”或叫下七乡即：老柏寨、嘎处、三楞、玛蚁、莫洛、东沙、马场乡。各族人民居住在李仙江畔、小黑江、喳马河、坝溜河、落莫河、马尼河岸的七支山峰，十二座深山坡谷上。

　　解放前这一地带是山主和乡保甲制双重统治的地方，人们称：“不茅之地，草柯地方”，有条枪自称队长，有三条枪就自称王。

　　山主的来历，原为边陲地带，空山空地多，由山主招收些贫苦农民来做他的小家，愿做小家的三至五年内免纳门户粮、钱。保甲派兵纳税由他来承保，外寨人来抢窃他保护，三至五年后，山主派人来检验安家种地耕作面积、劳力、生活等情况后，把这些小家经当地伙头和知名人士商定把他们评定为头等户、中等户、下等户三个等级。评定一次五至十年不变。头等户每年向山主缴纳 100 斤稻谷，中等户 60 斤，下等户 30 斤。无论谁捕得马鹿、茸、角归山主，打得麂子、野猪送一腿，打得老虎、豹子，皮骨归山主，打得老熊，熊胆、熊掌归山主，肉归群众，户户有一份，参捕者人人有，平均享受。山主为了鼓励捕猎者，适量给其一点火药钱。

　　山主在自己辖区内几个村寨设一个伙头进行管理，伙头每年秋、冬两季。拿上门户册按户口收取粮钱，粮钱也可用银圆半开折底。下等户收 3 元，中等户收 5 元，上等户收 10 元作为全年的门户金或小家钱。交了钱入了册就是那个山主的小家。不交钱，不入册的成为无人管的贫民，无主的百姓。

　　民国三十年左右（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兵配合上六村（绿春）孙宗孔家攻打洒马土司杨德高家时，流落下小量的国民党兵诸如四川的小张、常怀忠之类的人，四川小张就搜罗一些好吃懒做的流氓男青年，自称队长到处抢窃。又如老柏寨乡牛奇角村的苏石宝在四十年代初期横行霸道，在三楞地区自称苏队长，群众称他为“土匪老虎”，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八月份被国民党普洱导台（相当于专员）指命磨黑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张孟希剿捕打死后，继而牛奇角村又来了一个仓鼎昌；尼布田出了个王定国，三楞乡龙巴村的马正明，马玉明、弄甫村的李黑玉福，落布角的李牛沙，嘎处大田的曹凤操，嘎处村山主李文科，卧马村的杨前波，戈兰乡景东村的向白三，东沙乡橄榄寨的李正兴，玛蚁村的李杨介等横行一时，互相械斗，占山为王，各霸一方。

　　随着保甲制的强化，保甲武装相结合，保长有保丁，甲长有甲丁，部份伙头也有一些武装，山主分割各霸地盘。各山主盘踞地盘是：二甫、二株、老熊寨经济权属于江城县“木告”陈石斗总爷之地；东沙、莫洛、牛托落河等地为墨江文庙地；高井糟、洛沙等地属于洒马杨德高简称老邓地；拉拢、落布角；玛蚁、扭直、嘎处的半坡寨和现今划归大兴区辖的洛德、哈拱、恰洞、东龙普昔为墨江学堂地；三楞、落撮、弄甫村一带为弄甫李黑玉福所盘锯，李黑玉福被牛孔区比的村土匪头子陈戛伙杀死后直接受洒马杨德高家所管辖；二家、小马大、洛马底等一带为墨江老孙地；戛处、大田、普替为曹凤操山主（伪乡长）所管；马场为苏家地；老柏寨、半边为王定国所统辖。

　　解放初期即一九五三年底统计，现今的大黑山区、半坡区、骑马坝区的莫洛、东龙、托河、玛蚁、喳马乡和大兴区的洛德乡、大水沟区的扭直乡有一万五千多人。生产方式落后，除嘎处乡卧马、扭直、老柏寨乡的尼波田，玛蚁乡洛德、玛蚁村有固定的水稻田之外，其余大部地方纯系刀耕火种，轮息种植山谷、包谷为主的山地作物，部份地带种点棉花，主要用于自纺自织自穿。

　　文化基本处于空白。全区有 250 多个自然村，仅是在三楞、高寨、玛蚁、尼波田、红毛六、嘎处大田、欧布、高井糟等地，由山主聘请教书先生办有私学，主要是培养自己的子女和亲友的男孩。其它地带处于木刻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

　　民族风俗习惯，儿媳不能穿鞋，有男在楼下，女的不准上楼取物，公公吃饭儿媳不准同桌就食，人病因缺医少药请背玛退鬼，青年男女婚姻不能自主等，既有奴隶性的又有封建性的礼节束缚着少数民族群众。妇女既受国民党兵残害，又受家族家长的统治和夫权的压迫。土匪骚乱成灾，国民党兵以抗日为名，到处乱抢，山主伙头严重盘剥，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 即 农历腊月二十六日 ，由滇桂黔边纵配合墨江支队开始攻打墨江县城，墨江县城解放后，一些土匪恶霸逃串到三楞一带，以反共救国军司令曾德兴为首勾结墨江境内逃潜的地霸武装、洒马土司杨德高在这一带活动，组织力量以我党我军为敌进行骚乱，使民众不得安宁。时逢一九五一年天旱，大部山地作物枯萎，各族人民处于家无隔夜粮的饥饿状态的凄惨景地，我武工队于一九五三年进入三楞地区后，不仅武工队吃粮困难，而当地群众吃粮更是困难，为解决吃粮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从呈贡调运白米来供给武工队和救济群众。

二

　　三楞地处边境一线，自称反共救国军司令的曾德兴等一批匪众盘锯在这一带，内外勾结，煽动民众，破坏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制造混乱，因此广大民众对党的政策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

　　一九五二年八月，墨江土改已进入第三批，土改工作队延伸到边沿的坝溜缓冲区，由于个别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不顾党对缓冲地区的政策、策略，不顾当地社情，生搬硬套的把内地改革的斗争模式应用到边疆，片面认为：土改是中国革命彻底摧毁推翻封建剥消制度，消除残渣余孽的决战。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行动上采用内地的摸底调查，急于开展斗争地主、富农和对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不分首恶协从，手段残酷，违反了党在边疆民族地区严禁乱打乱吊体罚和“不挖底财，不没收浮财”等指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一天在嘎处山神梁子批斗李阿六、李阿七，进行体、罚殴打辱骂后，又拉到卧马乡政府继续批斗，并用枪条烧红烫身，李阿六、李阿七的哭叫声引起了很多有这样那样问题人的怀疑惊慌，认为论历史作恶比他们多，论剥消比他家残酷，今天斗李阿六、李阿七，迟早自己也要挨斗挨整，活受罪，不如远走高飞到越南、老挝一带去躲命。由于工作上的失误而导致一时间出现了人心惶惶，恐惧不安的局面，而且还波及到当时红河县属的上下六村。洒马的民族上层杨德高和妻子杨绍仙就带上一些不明其家历史的民众和历史上有错误的人逃往越南、老挝边境以我党我军为敌。三楞区的嘎处、老柏寨两乡一夜就逃走十余人，江峰乡（牛托洛河）也相继逃走十余人，东沙边境有二十多户搬迁到越南边境的铁丝村半坡寨和塔洛山一带居住。这些人逃到越南后，有的自己想法谋生，有的为匪抢窃，有的潜回国内边境抢窃破坏造谣，说什么共产党，共田共地共妻等等。

　　鉴于上属情况，墨江县委及时作了纠正，撤回了土改工作队，对个别领导作了批评严肃处理，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墨江县又于一九五三年抽调机关、土改工作队和部队的 30 多人，在武装部长王文保的带领下，组建边防武工队，到三楞开展工作。在我们集中整训时王部长传达上级指示说：“我们到边疆工作方针是‘慎重稳进，以对敌斗争为前提，团结生产为中心，组织群众开展互济互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具体要求是稳定上层和各阶层知名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做到不跑人，争取外逃人员回归祖国。我们既是一支武装的政治工作队，又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民族工作队，全体干部战士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群众交朋友，与上层建感情，用实际行动争取民心，对受反动派欺骗而畏惧的，在工作上失误而吓跑外逃的人员家属亲友，要帮他们解除顾虑，鼓励他们代口信或写书信，并培养亲友和知名人士，由国家资助派亲友到越南、老挝边境去做宣传我党政策，教育争取的工作”。当时在争取工作方面为我党积极活动的有二甫村的张里开，二朱村的张兴文，坝溜渡口的李兴堂乡管、刀常贵等人为争取外逃人员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如嘎处的曹文安等人回归前到李兴堂、刀常贵处打听我党政策，经互相足膝谈心后，首先试探性的回到嘎处，夜间走亲访友，侦探清楚后回到边境广为宣传启发难友思念家乡情，惦记亲人心，解除顾虑。在他们的积极宣传活动下，分期分批的陆陆续续的回来几个，为逐步扩大争取外逃者打下了基础。

　　在团结生产方面，采取开展群众性的互济互救互通有无和国家救济相结合的办法恢复生产，订立生活渡荒抢灾计划。

武工队人员除留通讯员、文书、炊事员和指挥长之外，其余人员由三至五人组成一组，自背行李、武器，自带粮食深入到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议事，开展调查了解敌情和掌握家属思想动态，宣传我党政策，促进安定团结，重建家园的工作。

三

　　经过全体干部战士深入调查了解，当时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如，土改队又来了，要斗争地主、富农和土匪二流子了。仅这一议论就引起了多种思想的表现。历史上受迫害的基本群众欢迎我们执行斗争手段；民族上层和家产较好的怀着恐惧心理怕斗争，怕捆，怕没收财产，焦虑地观看我们的行动；历史上有错误抢人偷物的人动荡不安；外逃者家属亲友惶惶不安。武工队针对上述思想动态，为稳定边疆，不跑人，争取外逃者回归自新，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武工队员行动作了研究和规定。

　　1 ．对各阶层包括地主、富农和历史上有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有爱国之心，赞成稳定，不再袭击和伤害我武工队员，不再抢窃群众，不破坏生产者，团结他们，过去仇怨既往不咎，并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安全。

　　2 ．对待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保安团、地霸武装、在国外的一切外逃人员只要他们自愿回国，不再来骚乱抢窃群众，安分守纪者我们都欢迎，回国后生产、生活给予帮助；

　　3 ．对国民党残部和地主恶霸武装外逃人员携带武器弹药，缴械投诚的，按政策论功给奖，缴回来一支步枪奖 100 至 150 元，一支手枪奖 50 元至 100 元，一枚手榴弹奖 5 至 10 元，一粒子弹奖 0.5 至 1 元。

　　4 ．对回国自新者，不得歧视，生命给予保障，生产有困难的，开展群众性互济互救，亲帮亲邻帮邻与国家救济相结合的生产出路。

　　5 ．在历史上当过土匪包括惯匪，只要放下武器，不再残害民众，改邪归正者，不追究不歧视。

　　6 ．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应肯定稳定边疆的基本力量仍是当地的受苦农民，为此以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教育民族上层和自新者，各尽所能，自劳谋生，不能再向群众逼租要债敲诈勒索，教育他们不要吸食鸦片（大烟），不要赌博。不得组织密密活动，一切行动应向乡村干部和武工队员报告。自新者要遵守自己订立的爱国公约。被株连的外逃家属亲友是无辜的群众，一律按基本群众看待，一切开会、学习，开展互救互助一视同仁。有意挑起事端，导致械斗的主谋者，武工队有权采取和平与武装相结合的斗争方法解决。

　　7 ．对民族风俗习惯，本着不干涉，不参与，给予尊重。但不准借风俗习惯捉拿鬼婆，毁尸烧吊，毒打、罚款等残酷行为发生。对青年人中正常婚姻恋爱不干预，群众祭龙祭神、祭天等采取疏导教育，封建迷信活动只要不残害人民的不加干涉。群众生病求神拜佛的一般不理，求我医生救医的给予热情免费治疗，缺衣少粮的酌情救济等。

　　上述意见报上级党委批复后，将其精神广泛宣传，武工队召集当地上层和知名人士开会座谈，逐条落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共同遵守。武工队员深入到农村与群众足膝谈心 , 深入到村寨培养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建立包人制，每月召开一至二次自新者座谈会和积极分子骨干会，对一些左倾主义严重的顽固分子，恶意中伤上层和有错误的人，有报复行为者，进行耐心教育，启发他们以稳定边疆顾全大局为重。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民族上层守纪的多了，对他们稍有点爱民互救的事例广泛宣传，自新者持枪缴械投诚的给予表扬奖励。通过开展组织亲友写书信、代口信，国家资助派人到越南、老挝边境启发教育等活动。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仅是半坡橄榄寨李正兴伙头之子就交回来 4 挺机抢、 20 多支步抢，被欺骗威逼逃往到越南、老挝边境居住的搬回来了，有的带上武器弹药和各种物品交到武工队，有些物品属于生产生活用物就按政策规定还给本人，有的非法用品如武器弹药按政策兑现收归国有，大烟之类的禁物没收。据记忆已交回来的各种武器弹药 40 多件，外逃人员争取归国自新的 20 多人，嘎处乡外逃的 13 人中已回来 10 人，除曹光兴、郭立先、李光升 3 人未归（现知在台湾），其余搬到深山野林隐藏的人，回村安居的 10 多户。除已故在异国和被国民党骗到异国无音信以及死心踏地跟我党我军为敌逃到国民党军队的人员之外，到一九五四年底应回归的人员基本回来了，出现了一个团结生产，重建家园，社会安定的局面。

四

　　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 ，在元阳新街成立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三楞区也派出了 20 多名代表，出席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自治区成立之后，一九五四年一至四月期间，在当地工作的武工队工作受墨江和红河自治区政府双重领导。五月初原由部队抽来的干部回墨江，属于地方机关抽来的留下来坚持工作，同时划归红河区，并把原坝溜区区长李文治调下来主持工作，六月中旬自治区政府，正式委任李文治为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三楞直属区区长，自治区并派杨永川、王顺全、肖书林来协助工作。 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 召开全区干部和民族上层以及知名人士会议，正式宣布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三楞直属区成立。从这时起原有在三楞的武工队、民族工作队人员，按各自德才，安排到区政府、区委会各部门工作，结束了两个队的称号，工作关系全隶属红河哈尼族自治区，行使地方政权在三楞区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