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接管墨江县坝溜区下七乡的概况

王顺全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我受中共红河哈尼族自治区边工委指派（当时我在蒙自专区民族工作队驻自治区内工作），和边委的陆士忠同志一起到墨江县坝溜区区政府所在地骂泥街办理接管手续。

　　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是原蒙自专区内地县土改结束后一九五四年初成立的，成立时就已确定将墨江县坝溜区的下七乡划归自治区管辖，自治区成立以后就派我们去接管。

　　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是民族区域自治机构，所辖红河、元阳、金平、河口四县都是蒙自专区不实行内地土改政策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把墨江县的坝溜区下七乡划归自治区管辖，原因也是下七乡是不实行内地土改政策的边境同一民族地区。从地理位置看，下七乡与自治区的红河、元阳县相连接，是墨江县沿李仙江下延的边角地带，把下七乡划归自治区管辖是加强政区管理，更好地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体现。

　　当时具体划归自治区的下七乡是：卧马乡、老白寨乡、三楞乡、蚂蚁乡、马场乡、东沙乡、莫洛乡。

　　同时划归自治区的干部有坝溜区副区长李文治，下七乡的乡长、文书，还有五三年县上派到下七乡工作的以万永益为队长的民族工作队共 16 人，以王祖武（文书）负责的武工队共 10 人（队长接管前调走），卧马、扭直、三楞三所小学的教师共 3 人，一并移交自治区管理使用。因交通闭塞，以上同志四、五月份的工资都是我从自治区直接带去发的。

　　王祖武接管后，原驻守在边境东沙、二甫的墨江县公安队随后撤回墨江，由驻守在六村的 3981 （ 703 部队的前身）部队接守边防哨所。墨江供销社的收购点也随后撤走。

　　接管工作结束，我们返回向边委书记郝建勋汇报接管情况后，边委又派我和杨永川同志重返三楞搞建立直属区政府的工作。

　　因接管时虽然绿春县（六村办事处）还未成立，但已在筹划之中，所以接管后边委决定暂时成立直属区，由自治区直管，名称定为三楞直属区，区政府设在区内中心地三楞村。由自治区边委任命李文治同志为区长，又从蒙自专区民族工作队选派李济寿同志到直属区任区委书记。调配了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后，临时发动群众抬木料、割茅草盖了几间草房作区委、区政府的办公住房。原民族工作队、武工队的同志，经过学习整顿，大部份安排在区委、区政府工作，少数调公安、商业部门工作，极少数的根据本人要求作退职处理，也有极个别的劝退回家。

　　由于下七乡划归自治区管辖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接管工作比较顺利。我们经过七天的艰苦爬涉终于到达骂泥街后，受到了骂泥街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村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街上贴着热烈欢迎自治区领导的到来等大幅标语口号。一派迎接亲人的气氛。我们是晚上七点左右到区上的，才进区政府就把我们请到宴席桌上喝酒了，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几天来路上的辛苦疲劳已经全无。

　　办完交接手续第二天我们就下到下七乡了解情况，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从种种表现看，下七乡的各族群众对划归自治区管辖是很拥护的。

　　通过到各乡查访了解，我们看到区内各乡社会安定，边境也已安宁，各族人民团结友好，群众安居乐业，共产党毛主席的威望已深入人心。

　　但因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全区山高水低，固定耕地极少，旱地基本是轮息地，轮息耕作，一般种二、三年就放荒养草，土地是谁开谁种，谁种谁收。生产方式基本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方法，生产工具主要是甩刀、锄头、镰刀、砍刀、犁耙很少，农具太缺。全区以种山谷、包谷为主，种下去的也要靠天吃饭，雨水合适那年收成就好，雨水太多或干旱都要欠收甚至无收。加之各种自然灾害太多，虫、兽、鼠、鸟为害极大，快到口的粮食一夜天会被野兽踏平，生产普遍是广种薄收。

　　全区没有什么集市贸易，在老白寨乡有个过路街子，三楞乡有个三楞街，每街有二、三十人，卖点芭蕉、野味这类，很少交易。群众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吃的盐巴都是群众自己跑二、三天路到江城县猛野井去背，那里七元钱就可以买 100 斤，背一次吃一年。

　　为了保卫边疆，巩固边防，改变边疆的贫困面貌，墨江县认真贯彻执行了“慎重稳进”，以对敌斗争为前提，团结生产为中心的边疆工作方针，派民族工作队，武工队到下七乡做了大量很有成效的工作。

　　直属区的工作环境是很艰苦的，全区地广人稀，境内都是大山，山高坡陡箐沟深，山坡上全是高棵的杂草，冲沟里都是森林，处处都有野兽的足迹。全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动脚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不是过箐，就是淌河。走的路全是蜿蜒曲折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条条路上常被高过人头的杂草封锁，有的连路都没有，走路要随时小心用手挡压脸前面，以防被草划着眼睛和脸，身子也得随时闯着草走路，特别是雨季上路，雨伞起不到遮雨的作用，而是用作往前挡草行路，从早到晚全身湿透，走一天路下来，脚手衣服鞋子都要受伤。我包行李的一床新油布、一把新发的伞，一双新买的胶鞋，从元阳到三楞便完全划烂完了。我在去蚂蚁乡的路上亲眼看到一壮汉完全裸体行路，他一只手抱着点破衣服，一只手扒着草往前钻，我迎面看见他，问他为什么不穿衣服，他说衣服要等到寨子里穿。他怕衣服划破，就自己忍受皮肉痛苦，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

　　当时各村都有甩路草的村规，属各村负责的路段每年都要甩一次草，把路边的草用甩刀甩开 3 米左右，使路畅通。但终因地广人稀，过路的人很少，甩一次路最多就是畅通两个月，很快路又被草封起来了。

　　从区到乡最远的莫洛、东沙、蚂蚁三个乡要走两天，从乡到村有的要走一天。路上半天碰不到一个村子，找点饭吃都很困难。到各乡去都得要过河，但没有一条河有桥，要紧的路口就靠群众每年临时架起的简便竹子桥，独木桥过河，每年都会听到有人被江水冲走的事，民族工作队的杨自学同志也在坝洒河被冲走。

　　但是，当时区里的工作主要在乡村，所有的同志都得下乡工作，并且是名附其实的和群众实行三同，自己带行李到群众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交 3 角钱伙食费，不可不交，这是群众纪律。劳动也是真诚的跟群众同去同来，除了回区上集中学习，开会的时间都在乡村里工作，在直属区工作的同志确实很艰苦，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