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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义
一 从一九五七年冬，一九五八年春开始以大干水肥为主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到工业大跃进的大干钢铁放卫星。一九五九年初的意欲反“左”收缩求稳进到秋天的反右大冒进再到一九六○年造成的饿饭死人悲泣惨状的教训是深刻的。 绿春一九五六年冬天，顺利成功地完成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和直接过渡。广大农民群众在获得田地和部份工具牛马后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的基础上，又胜利实现了一九五七年的农业大丰收，粮食增了产，达四仟一佰多万斤。猪鸡牛马有发展。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力量。当时，人们的心态是，从县委领导到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村积极分子都有个急于求成实现更大丰收过上美满生活的欲望。从一九五七年冬大干水利积肥开始，县委根据上级指示作出布署并进行了分工。县委书记掌握全盘重点抓大兴区；我负责牛孔区；公安局长负责三楞区；组织部长负责三勐区。按照敢想敢干，说干就干的精神，在各区很快掀起了大干水利积肥的高潮。当时各人都有个打算，总想干出点惊天动地的奇迹来。 牛孔区当时最先上马的是平掌街水沟。我一到区上就深入到平掌街水沟坐镇指挥。我直接深入工地，深入群众，参与抡大锤、打炮眼、撬石头、挖水沟和水工队技术员一起选沟线测沟路，和乡村各族干部一起划分开荒土地面积，安排挖沟段路，扛上锄头到各村检查工作，做到了既参与挖沟又参与积肥，在群众中尽力起好表率作用。 县委工作组和区工作组分别下到乡村召开乡党支部会和干部会、群众会，广泛宣传发动群众讨论报项目上工程的问题。第一次区委扩大会议，各乡党支部与乡政府提出上报要干的水利工程项目就有：曼洛水库、鲁珠坝水库，大果妈树哈水库，者俄水沟、西然水沟、安尼水沟等等。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一项项工程同时进行，做到遍地开花，一场兴修水利的工程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大干了起来。与此同时还在大兴区开工了俄皮水库，阿垤水库、老边水库，戈奎水库和阿垤大沟等等。三楞区上马了骑马坝水沟和三楞瓦那水沟等。三勐区提出要干黄连山大沟，并要求把先在平掌街水沟工作的当时全县技术最高的技术员调去黄连山搞勘测设计工作。开始我认为技术员走了会给平掌街水沟造成半途而废不同意马上走。后来和县委电话交换意见，为照顾大局，我提出要技术员再在三天把沟尾测量结束就走。我针对有人说黄连山水沟要经过的石岩陡壁连猴子都爬不过去的情况。我说猴子是动物，人是有思想的，猴子不会去的地方，人会想办法去，不要有懦夫思想。就这样把以水利积肥开始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地开展了起来。由于缺乏科学根据的蛮干而造下的隐患在后来的工作中渐渐显露出来。曼洛水库的垮坝冲死耕牛，鲁珠坝水库未清基就筑坝遗留下了长期隐患，骑马坝水沟头低尾高沟水只会倒流等。这些都给后来的续建、改建、重建工作增加难度和损失。 二 从犁田耙田打硬栽插开始的习惯性换工互助到村际乃至乡际间的劳动协作中，只片面强调一大二公的团结合作，面忽视了农民群众劳动中的自愿等价交换原则，伤害了一部份群众的利益。长期坚持一平二调，硬性安排劳动力，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在生产上采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种植红薯，红薯是一种高产作物，适宜种植的地方，完全能够高产。绿春当时交通不便，多数地方缺乏种植红薯的习惯。但在上边一片要想粮食大增产必须种高产的叫喊声中，绿春也跟着大干起来。没有红薯秧到建水去买，而且一种就安排干 5 万亩。从建水买了红薯秧用汽车运到元阳县城新街，再发动组织全县农民到新街去背。最近的来回四、五天，远的要半个月，结果造成很大的劳民伤财，实际根本没增产，充其量起到个引种作用。 在所有制的体制规模上一味追求集中统一好领导管理，而忽视和脱离了绿春这个山高坡陡箐沟深，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的客观自然条件。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一次县委电话会议上提出要求要小村并大村，单家独户不到村的号召，造成下边搞强迫命令逼迁搬家并村的恶果。绿春有的地方一座山，一条箐沟，挖一条水沟，只能灌溉一丘田。而农民天亮赶着牛去犁田，犁完田天快黑了，赶着牛要入夜才能回到家。这种情况那能在短期内改变，但当时就是这样主观主义地干了。更为离奇的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毫无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莫说群众不懂，连我们也不明白。盲目跟着报纸和上边的号召动。在秋收的基础上宣布办起了以队为单位的公共食堂，拉开了吃饭不要钱的序幕。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干生产”的响亮口号。把农民私有的猪、鸡、鹅、鸭、马、牛、羊、通通集中起来归集体所有。有的甚至搞到农民从田地里拿得点泥蚯、小鱼或山茅野菜到街上卖得的几文钱也要交公社统管分配。 吹牛式的大干钢铁和小春大革命放卫星。在劳动力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全县还抽调百分之三十的劳动力上马大干钢铁，放钢铁卫星。仅以县略卡铁厂为中心，有一区的巴东铁厂，四区的者龙铁厂，上马劳力五六仟人。二区、三区还有自己的钢铁山。全县号称万人上阵大干钢铁。 高定产高征购是农村缺粮饿饭的重要原因。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随着大跃进吹牛式的虚报浮夸，按以点带面的办法测定推算。一窝芭蕉芋产多少斤？一亩栽多少塘？全县栽了多少塘？合多少亩？产多少斤等办法推算出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上报荣获上级的奖励。由此，县荣获得国务院奖励的双千斤乡称号。实际根本不存在获奖时的产量，但确以那个产量安排征购。征购中预算粮食多的地方就多吃亏。一区、四区因大干钢铁，大干公路全县上马劳力不少，粮食除自己所在地背来的外，不够吃就从附近区乡调。因此调出粮食多的地方就出现早缺粮早饿饭的现象。一九五九年初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在清理旧账中，对多调粮食的区乡村，县委虽补了钱，但粮食没有了，食堂断炊了，群众挨饿了。负担较重的地方人均要负担二佰斤以上的粮食，按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本负担不了。但不仅一九五八年如此，一九五九年在反右的基础上仍然如此征购。因此，一九六○年出现缺粮饿饭的乡村更多，四区和一区严重；二区次之，三区少些。 三 怕右的纠“左”收缩，实在难贯彻。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家都看出些问题来，但总有个怕右的思想，对一些新鲜事物不敢触犯。所以纠偏一律，收缩不了。毛主席写给农村生产小队长以上党员干部的那封信，强调报产量要实事求是。产三佰斤报三佰斤，产五佰斤报五佰斤，产不到八百斤而报八百斤是吹牛而已。在贯彻这个精神中省委的通知是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生怕给下边泼冷水。不敢过多地强调实事求是，而是再三强调要多从正面领会，不要消极从反面接受教训等等，使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本得不到认真贯彻。 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到特搞“大跃进”。一九五九年秋天的中央庐山会议开始一直是以反“左”为指导的。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期间，我们参加的人也是在反“左”的指导思想下学习讨论的。但到 八月二十五日 以后“气候”一下变了，从反“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变成了反右。人民日报大版大版的反右文章出来了。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批判资产阶级右倾实机会主义的文章铺天盖地来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笼照着神州大地。随着原省委书记谢富治的调离和新调任的省委书记闫宏彦的到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就正式开始了。从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起，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随之而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预备会期间我作了一些认识发言，我用手势比着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公社还是戴顶帽子好，实际按合作社办。猪、鸡、鹅、马、牛、羊都不入社为好，入社了大家都不爱护，损失太大。生产指挥要符合客观实际，不要按主观愿望办事。口粮分到户，食堂下放好。边疆山高坡陡箐沟深，不能与内地一样要求。特别是绿春比红河，元阳的山坡都要陡一些。布置开荒任务和其它生产那能和内地一样要求几个工要完成一亩。”等等。我的这些发言恰恰成了反右斗争的好材料，好典型。会议开始在传达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红河州边疆大组就把我列为榜首，当重点批判对象批判了七还不够劲。又通知当时在家主持县委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洪大明到省参加会议接受批判。对洪大明主要批判他传达口粮分到户，食堂下放，生猪下放，只主张干 3 万亩红薯等等。县委定了要种五万亩，他反对说给是要栽在天上去？对洪大明不仅在省三级干部会上进行批判，而且回县后还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行批判，然后下放到迷克乡劳动。 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在传达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中，把一区区长郭发德抓出来大会上批斗。主要批判郭讲五八年他带着一千多人到四区巴东铁厂大干钢铁放卫星是：“大干大背失，小干小背失，不干不背失”是恶毒攻击大干钢铁放卫星，所有这些批判在全县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更为甚者有些问题简直到了谎谬极伦的地步。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就只准按在昆明省三干会上认定的陆仟捌佰万斤为准。这个数字比一九五八年获奖时的伍仟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个数字定下后谁也不准动，谁动摇谁就是否定大跃进。就这样由上而下套，结果造成一九六○年春节开始就有不少乡村食堂缺粮断炊，出现了水肿病并死了人。最重的有四区巴德乡的巴德、牛主角、腊姑；略卡乡的咪吓，略马；一区的倮德、岩洛、哈鲁、加梅等都有饿饭致人得水肿病死人的现象发生。 四 一九五八年八月元绿公路开始修建后，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省三级干部会上，元阳县提出他们一个县负责挖红河、绿春两个县的公路，负担太重要求减少元绿公路里程。元绿公路全长 121 公里。原分元阳挖 63 公里，绿春挖 58 公里。后经调整倒过来，绿春挖 63 公里，元阳挖 58 公里。我们回县后秩收一结束就组织上马 10000 人，实际上马 8700 多人，经整顿不合格的又回去 1000 多人，最后在下 7500 多人修公路。经过半年的奋战，于一九六○年三月，绿春第一次通了公路，并举行了通车典礼。州里派来几十辆汽车拉粮食，但没拉几天进入雨季公路就断了，有一辆汽车未来得及开走，关在县粮食局“杀吃了”。直到一九六四年底第二次又把毛路修通。当时上公路的所有劳动力粮食、蔬菜、工具、行李等等一切自备。县里除上级给的大锤、炮干、撬杆、炸药的补助费外，没有能力再补什么，公路修通后，县里为奖励每个修路民工，只好用县略卡铁厂生产的板铁，给每个劳动力打一把新锄头扛回去。农民负担过重，也是生产下降，群众饿饭的原因之一。 五 一九五九年春初反“左”纠偏中最怕矫枉过正，而在秋冬季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就从来不讲矫枉过正，而是越左越好。当报纸登出浙江省公社、大队 、生产队三级大办万千百头养猪场、畜牧场时，我提出并经县委同意，绿春也办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万千百头场，结果进一步造成损失。在生产指挥上也照搬报上登的，上边提出了增产百分之十为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为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为特大跃进的口号，按照这个口号层层往下套，搞不上去的就火烧中游，劳动力集中不起来，就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生产还是搞不上去。这种蛮干的结果，三年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粮食虽然丰产，但未能丰收，实际收到的粮食与一九五七年差不多。一九五九年只与土改评产量的 3600 万斤持平，到一九六○年粮食产量基本上没有增产。可以说三年大跃进期间，每年的粮食产量都低于一九五七年大丰收的 4100 万斤，实际情况根本没有跃进一步，但都按高于实际产量的数字来安排征购，结果出现四区巴德乡格俄村放下镰刀就缺粮的现象。 六 一九六一年元旦组织上决定叫我到三勐区主持区委工作。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身份，抱着要扭转乾坤的决心、信心和勇气到那里干了三年，扭转了生产下降，群众饿饭的局面，呈现出连续三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群众情绪高涨的景象。 我到四区首先认真贯彻落实反“五风”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落实一九六○年的粮食产量。对已交的 200 多万斤公余粮提出要退库 60 多万斤，并在此基础上向省委、省边委、州委、县委写报告，要求增供 100 多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这些报告都基本上得到解决。 实行体制下放，一村一队，一村数队。对三家两户，单家独户的实行就近挂钩生产的政策。容许原并村搬家来的搬回原地住。哈德乡的纳古巴独家，哈加戛打的三户，东斯乡南通火特的两户等等，牛马退到户，实行小牛小马跟娘走的政策。在放手发动组织集体生产的同时，允许每户种一亩左右的自留地与自开地。当年开的自开地比较多，一般每户有一亩左右。一九六一年六月，州委有的领导到红河县乐育检查工作发现自开地开多了说会影响集体生产，就在电话会议上讲要求各县检查纠正。要把超过的收归集体，这个电话会议精神到三勐后，县委工作组提出要赶快检查没收。区委办公室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调查摸清情况研究后，再说没不没收的问题。一个月的调查过去了，包谷、荞子也基本收光了。群众手中增加了几十万斤粮食，最后达到免遭挨饿的目的。后来州委书记梁维英在电话会议上讲了不要没收的问题，大家填饱了肚子，养大了猪鸡鸭，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绿春贯彻省委的边疆政策，农村实行单干，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我说我们就是要搞民富国强，不要搞民穷国弱。群众生活好些了，我们每年过年都把附近村寨的长老请来区上，过年唱酒歌，庆丰收，祝长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搞得鱼水般地溶洽。 （作者原系绿春县人民政府县长 已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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